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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6-11 11:5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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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日本在国家崛起的过程中,在打造软实力和国家声誉方面,日本的成功可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日本国和国民在全球均享有很高的受欢迎程度。
2019年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显示,86%受访者对日本抱有好感,在《福布斯》2019年10月发表的“全球最佳声誉国家排行榜”(Reputation Institute)上,日本居第11位,亚洲第一。
日本经济在二战后迅猛崛起而成为当时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时世界霸主美国也对当时排行“老二”的日本进行了一系列排挤和打压(包括1968年到1994年之间美国对日本发动的七轮贸易战),日本则通过“软实力”的修炼来应对美国的歧视及打压,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必须强调的是,日本在发展过程也有过重大错误,曾经犯下包括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在内的历史罪行,这些错误给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带来过深重灾难,这是一个永远值得反省的历史悲剧。
从更为长远的历史维度来看,在人类发展的历次重大变革中,日本在“取势”上,基本都踩准了“风口”,可以说没有错失过大的历史性机会。
无可置疑,形成上述日本的特色可能有很多原因,这或许与日本学习外来文化的心态、态度、思维方式、学习及实施方法等有比较大的关系。
图:日本文化的多重性和同一性
资料来源:(日)大野健一著《从江户到平成:揭秘日本经济发展之路》 制图:钱斌
02
日本学习外来文化历史回顾
日本历史上对外来文化的学习和借鉴,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向东亚大陆学习时期。
早至公元前3世纪,日本在接触到中国秦汉时期的“渡来人”的先进生产力之后,把本土的技术与文化(绳魂)与外来的技术与文化(弥才)并存融合,形成“绳魂弥才”,或是日本文明之肇端。
从公元4世纪起,东亚大陆时有战乱,不少人为躲避战火,从中国及朝鲜半岛迁入日本,带来先进的农耕技术、建筑方法和陶器、铁器冶炼文化,使得日本列岛进入农业社会,完成从部落社会向国家转变的过程。
从《隋书》记载的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第一次遣隋使抵达中国到菅原道真提出废止遣唐使的公元894年,近300年时间,共19批次3000余人到中国,他们把大量佛教和儒家典籍,各种精美佛教造像、工艺品、乐器、绸缎等带回日本。隋风唐雨之下,日本通过大化改新,从奴隶社会转向封建社会,成为律令制国家,经济长足发展、文化百花齐放。
日本对中国的学习从制度、思想、哲学到宗教、建筑,从文学到艺术等,范围非常之广。但是同时也可以看出,日本对隋唐文化的学习是有选择的,譬如同样在唐代兴盛的道教文化就没有得到日本的青睐,日本的宫廷也只有女官而没有宦官。
宋元之际,日本与中国的交流更多通过民间商贸进行,两国官方通过文书略有往来。有赖于宋代发达的出版业,在中国出版的书籍很快能流入日本。宋太宗就曾经把5000余卷《大藏经》赐于日本僧人奝然。宋代风雅的生活方式如点茶、焚香、插花、挂画四艺,也为日本的贵族阶层欣然接受,并在之后的几百年内发展为日本独特的茶道、香道、花道等文化。
镰仓时代(约1185年-1333年),大批僧侣留学中国,主要学习禅宗文化,为此日本兴建了许多临济宗寺院,包括九州福冈崇福寺、镰仓建长寺以及京都大德寺、妙心寺等。平安代末期,日本平氏与源氏混战,社会动荡,使得宋朝的铜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日本官方流通钱币,公元1266年,镰仓幕府被迫公开承认宋代铜钱为日本的法定货币。
德川时代(公元1603年-1868年)可以说是全面地学习了宋明文化。从隋唐佛教到宋明理学,从遣唐使一直到明末清初的朱舜水东渡扶桑,持续千余年,日本对中华文化的学习可以说是立体的、深入的、长久的、全方位的。对宋明理学即“新儒学”的吸收与再创造,也使得日本成为儒家文化圈的后起之秀。
二是向欧洲和美国学习时期。
中国明朝实施海禁,对外仅保留朝贡贸易。明太祖朱元璋把日本列为“不征诸夷”之一,厚往薄来,日本却通过“勘合贸易”挣得钵满盆满,还搭上了与明朝贸易的葡萄牙人,为日本的近代强国之路开启了窗口。
通过明朝的商船和出使梵蒂冈的“天正使团”,“南蛮学”“兰学”和基督教传入日本,日本开始发现更远的欧洲。1774年,日本现代医学先驱杉田玄白推翻了从《黄帝内经》中学到的体系,只靠认图,艰难地翻译了德国医学家J.Kulmus所著的《解体新书》荷兰文译本,该书的翻译出版,是日本人在学术上转向西方,并认真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旁观了中国鸦片战争的遭遇,又被佩里的黑船大炮轰开国门后,日本毫不扭捏,迅速转向,拥抱先进。日本放弃德川幕府实行了260余年的闭关锁国政策,诸多有识之士主张日本应开始向西方学习,“大兴器械之学,开设工场,多造大船,复航海之法”。
1868年明治维新开启后,日本一方面大量引入西方启蒙书籍、科学技术书籍,大量翻译西方当时流行的新概念、新造词而形成系列的“和制汉语”。这些“新汉语”包括“经济”“社会”“哲学”“宗教”“自然”“民主”“形而上”以及会计学的“借方”“贷方”等。
“旧邦新命”,日本进行了从上到下的“维新”,全面地拥抱了西方启蒙带来的民主、法治、科学、理性、契约精神和现代教育体制。与此同时,日本思想界经历了颠覆式的改革,废止遣唐使菅原道真所提出的“和魂汉才”迅速转化为“和魂洋才”。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近代化与现代化。
另一方面,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也对儒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反思与批判。比较极端的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谈到:“儒教在后世愈传愈坏,逐渐降低了人的智德,恶人和愚者愈来愈多,一代又一代地相传到末世的今天,这样发展下去简直要变成了禽兽世界。”以西反儒一度成为朝野风尚。
1872年,日本发布的“太政官文告”中指出:儒学“虽动辄倡言为国家,却不知立身之计,或趋词章记诵之末,陷于空谈虚理之途,其论虽似高尚,而鲜能行于身,施于事者”。
但是,在1890年,日本以天皇名义颁布的《教育敕语》又使儒学重新回到日本“国教”的地位。明治天皇的老师元田永孚主张“扩充之以孔子道德,补益之以欧学格物,用之为国教”。
第三是二战后向美国学习。
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国成了新的老师,日本自我定位于“听话的失败者”形象,以谋求美国的宽大处理以及国家的重建。从麦克阿瑟提出的宪法改革到约瑟夫·道奇粗暴的经济干预,乃至美国提出的美军驻留日本方案,日本都没有明显的反抗。
日本人像当年欢迎佩里一样欢迎麦克阿瑟,近乎柔顺地接受了“和平宪法”“人间宣言”。经济上也施行了三大改革,1955年时,除“外贸”一项外,日本的主要经济指标基本达到或超过了战前最高水平。
乍一看,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单向文化灌输实现了日本社会的美国化,但这只是一个假象。日本文化人类学家青木保说:“经历了美国改造的日本成为亚洲最美国化的社会和国家,其美国化程度甚至超过了美国的殖民地菲律宾,但这些都是表象的美国化,日本文化的连续性与持续性并没有改变。”
日本接纳的只有物质丰富的消费主义,而不是美国所期待的一整套民主价值观,正如本尼迪克特所断言的那样:“美国不能——其他国家也不能——以命令的方式创造一个自由民主的日本。”丸山真男认为,日本人是精神上的杂居者,多种多样的思想从未真正相交,只是同时存在于同一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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