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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6-29 14:2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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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企业的价值取向和美国坚持股东利益至上的企业价值取向形成了对比。日本与美国的文化传统不同,日企普遍将员工、供应商、客户等利益放在重要的位置,然后才是股东利益。以德国为代表的“莱茵资本主义”,也非常重视员工利益而不仅是股东利益。
上述两种企业价值取向相比于以美国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的企业价值取向,相对中庸,比较平衡。CEO与员工薪酬比率也说明这一点,日本(58)、德 国(136)远低于美(265)、英(201)。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企业重视社会目的和B类企业的诞生与发展两个因素叠加,是日本在二战以后经济快速起飞并成为当时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又能同时实现全民中产阶级与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条件。
面向未来,全球各经济体的企业价值取向仍会各有不同,但企业价值取向的多元、平衡、包容以及重视社会功能这个发展方向是毋庸置疑的。
在当今全球大变局的新时代,社会矛盾尖锐,社会和政府对企业社会功能的期盼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要求企业从战略的高度重新认识及界定新时代下的企业社会责任。
二次分配:
加大投入,并使调节更为主动聚焦、
公平公正、积极有效
政府主导的二次分配按照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原则,侧重公平,是通过税收、社会保障支出等“一收一支”进行的再分配。
政府通过二次分配对一次分配中部分国家一次分配中产生的收入差距进行调节,是解决收入不均的一个重要手段。
在这方面,欧盟,尤其是北欧的高福利国家模式闻名全球,其特点在于通过比较完善而强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有效改善收入分配不均,并保持了较好的社会流动性,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均衡发展。
首先,主要以基尼系数为参考,对比以下几个国家一次以及二次分配对收入不均的影响。对比主要国家的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可知,欧盟之中的北欧、西欧一些国家,其二次分配政策显著降低了一次分配带来的收入不均。
根据OECD最新数据统计,2018年,主要北欧国家在一次分配后收入差异显著,基尼系数普遍在0.4以上,芬兰超过0.5。二次分配后,这些国家的基尼系数大幅下降,约在0.26-0.27区间内,使其成为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小的几个国家。
同时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北欧国家人均GDP一直保持较高水平,2019年,挪威人均GDP约为7万美元,丹麦、瑞典、芬兰人均GDP在4万美元以上,都跻身于世界高收入国家,都实现了共同富裕,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有别于美式新自由主义)的成功案例。
其次,2014年-2018年五年间,欧盟的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和人均社会保障支出稳定增长。2018年,社会保障总额达到3766亿欧元,人均社保额度为8435欧元。社会保障约占GDP的28%。虽然欧盟内部存在经济社会发展差异,但是总体上都保持了较高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
第三,收入分配公平也可能促进了社会流动性。
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的《全球社会流动性报告》显示,主要北欧国家(丹麦、瑞典、挪威、芬兰)的社会流动性高居全球榜首。
在这份报告中,美国位列第27位。亚洲国家中,日本社会流动性最好,排名第15位。中国居于第45位。
福利国家模式自出现之始,对其批评之声就不绝于耳。批评者认为,高福利可能会助长人们的懒惰、削弱竞争意识,同时增加财政负担、阻碍经济增长。
从贫富差距(基尼系数)、社会保障和公共财政支出及人均收入等指标分析来说, 西欧国家(北欧、法国、德国、瑞士等)通过强大而积极的二次分配确实解决了一次分配后基尼系数高的问题,有效保障了社会公平与社会流动性。西欧国家在促进社会和谐和实现包容性增长等方面,积攒了一些比较成功的实践经验。
毋庸置疑,西欧等发达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更为成熟,而中国还处在发展中国家阶段。在这一方面,俄罗斯、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更值得参考与对标。
从社会保障构成来看,教育、医疗和养老支出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保障支出的占比较大。
在教育领域,2017年中国公共教育支出在GDP中的占比仅为3.5%,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5%),不仅与北欧国家有较大差距(6%以上),而且低于巴西(6.3%)、俄罗斯(4.7%)、 印度(3.8%)。
在医疗保障方面,2017年中国的经常性医疗支出占GDP的比例为5.2%,低于巴西(9.5%)、俄罗斯(5.3%),在全球主要国家中仅高于印度(3.5%)。截至2019年底,中国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超过13.5亿人,参保率在95%以上,但是人均支出较低。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2017年,中国的水平(841美元)不仅远低于美国(10246美元),也低于巴西(1424美元)和俄罗斯(1404美元)。
在养老保障上,根据OECD的统计数据,在2015年-2016年度,巴西、俄罗斯的养老支出占GDP比重约为9.1%,甚至超过一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4.9%)。中国这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例为4.1%。
以上统计数据表明,现阶段中国社会保障还有较大的提升和改进空间。尤其是对标于巴西、俄罗斯这些人均GDP和中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包括教育、医疗、养老、失业救济金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共同富裕,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要“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
面向未来,我们需要强有力的、更为积极的二次分配,建立更为完善和公平的社保体系,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
在这一方面,西欧高福利国家的一些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包括金砖国家的一些做法,可能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三次分配:
培育捐赠意识和公益慈善文化、
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弘扬社会创新
第三次分配是在个体自愿的基础上,以公益和慈善的形式将部分财富用于支持公共事业,促进社会发展与和谐。
在这一方面,美国的捐赠、公益慈善文化所体现的博爱与慷慨精神和各类公益组织在其社会中的影响力在全球都是可圈可点的。
根据美国施惠基金会在2020年6月发布的《2020美国慈善捐赠报告》,2019年,美国慈善捐赠总额约4496.4亿美元,占美国GDP的2.1%。
美国捐赠意识的形成,有其基督教传统,包括遗产税在内的制度设计、社会的宣传鼓励等各方面原因,这个问题的系统分析超越了本文的范畴。毋庸置疑的是,公益慈善捐赠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公益慈善活动为美国缓解一次、二次分配之后的财富差距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9年,美国的捐赠总额去除通胀因素后,排在其国内历史上第二高。
从捐赠来源上看,个人捐赠是美国慈善捐赠的最大来源,2019年,个人捐赠总额共计3097亿美元,占比约68.87%;
其次为基金会捐赠,共计约757亿美元;
遗产捐赠约432亿美元;
企业捐赠约211亿美元。
在美国,慈善捐赠已经成为跨越阶层的普遍共识,70%-90%的美国家庭每年都有慈善捐款,平均每家捐款约2500美元,是西欧国家家庭的2倍-20倍。
2019年全年,中国共接收境内外款物捐赠1701.44亿元,其中,内地接收款物捐赠共计1509.44亿元,占GDP的0.15%。最大的捐赠来源为企业(61.71%),其次是个人(26.40%)、社会组织(5.75%)、事业单位和宗教场所(2.49%)、政府部门(1.67%)、群团组织(0.21%)、其他(1.77%)。
中美之间的差距明显,美国的GDP约是中国的1.45倍,而慈善捐赠的总额约是中国的20倍。
根据《慈善纪事》发布的美国“慈善五十人”排行,2020年,美国捐赠总额排名前50位的慈善家共捐赠了247亿美元,相较于2019年的158亿美元,增幅达56%,主要用于气候变化、疫情防控、救济贫困及教育等领域的各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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